战,但却有本质上的区别。”
“唐朝的府兵制,均田制与其合二为一,互相支持。朝廷均田给百姓,百姓无偿服役于朝廷。大宋在土地兼并上放任自流,厚待富绅而薄待底层百姓。百姓和朝廷无土地之瓜葛,爱国之心从何而来?富者骄奢淫逸,身乏体困,沉溺于酒色,又那里有爱国之精力?”
《宋史》称:“豪强兼并之患,至今而极。权势之家日盛,兼并之习日滋,百姓日贫,经制日坏,上下煎迫,若不可为之势。”
宋朝的土地制度,“不抑兼并”“田制不立”,既不均田,也不对土地买卖限制或打击,反而对土地交易进行保护,对于历朝历代尖锐的土地兼并问题,宋朝的统治者采取了放任的态度。
唐朝立国后实行“均田制”,抑制兼并,平均占田和按人丁纳税,也创造了“贞观之治”和“开元盛世”。但随着制度效力的逐渐消散和灾荒、战乱的发生,唐朝中期以后大量人口失地逃亡,原有的税收模式难以为继,“均田制”土崩瓦解,“两税法”应运而生。
“两税法”的特点是“舍人税地”,依据土地资源而不是人口去征税,宋朝继承了这种财税思想,把征税的重点放在土地上,土地兼并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。
土地兼并,导致富者田连阡陌,却担任很少的税负;贫者无立锥之地,贫弱之家地薄赋重,生活陷入困苦,贫富差距加大,“两税法”无疾而终。
宋朝严重的贫富分化更是加剧了社会矛盾,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富有者无不是士绅之流,比如历史上有名的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苏轼等人。
王松侃侃而谈道:“自宋以降,凡一百八十年,农民起义就层出不穷。不知各位注意过没有,每一次的起义,起义军都把“均贫富”作为起义的口号。宋初,成都茶贩王小波、李顺等人因“贫富不均”而揭竿而起;宣和年间,山东宋江三十六人共举义旗,提出的就是“劫富济贫”的口号;也是宣和年间,江南方腊起义,“无分高下”;还有几月前,荆湖南路洞庭湖的钟相、杨幺起义,他们提出的“我行法,当等贵贱,均贫富”,也是针对的天下贫富不均的现实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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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松正色道:“而这一切,都是朝廷对土地兼并放任自流,置之不理的恶果。如此一来,即便是太祖再世,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!只能眼睁睁看着金人南下,肆虐各地,百姓苦不堪言,生灵涂炭!”
国家之战士,自然是来自良家子,在大宋这样的农耕社会,自然是广大土地上的农民,这也是士兵的来源。但是,大量的土地兼并,农夫都成了无地的飘客,国家又到哪里去找好的兵源。“飘客们”自然也就没有了为朝廷效力的热情。
“一旦百姓人口增加,人均土地必然减少。贫富差异必然导致贫民丢失土地。土地兼并盛行,农夫失去土地,被迫依附于地主,生活日益困苦。朝廷掌握的“公田”成了大小地主控制的“私田”,府兵制赖以生存的均田制土崩瓦解,府兵制也就无法再继续了。府兵制无法继续,就只能是募兵制了。”
半天没有说话的李若虚,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他家本身就是曲周县的大地主,自然是感受颇深了。
“怪不得金人南下,朝廷的这些禁军一触即溃,原来根本是在这里!”
朱梦说摇头道:“听相公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。看来这土地兼并,事关根本,是不得不要解决了。!”
王松郑重道:“不但授田势在必行,均田更是重中之重!这些事情,可就要麻烦各地的官吏了。”
“马荣兄弟,进来坐,一会军中的几个老弟兄都会过来,大家好好聚一下。”
看到马荣站在门口,王松轻轻点了点头,亲自倒了一杯热茶,递给了马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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