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廷拨款或利用地方税收之外,从没有提出过自己的金融主张。
办了近三十年洋务,一直苦于银钱不足的李鸿章亦不知从何开源,此番听了唐浩然那番的“改铸当十铜元,谓二钱之本可得八钱之利”,又岂能不动心,甚至于早在席间的时候,便已经盘算起了,推行于直隶所获的钱利。
“中堂大人,子然此法甚佳,若行以直隶,日铸三十万,日获利可达两千四百元之多,若日铸百万,年获利岂止百万两!”
说着制铜元的利润,张士珩更是一阵心动,瞧着娘舅又急忙说道。
“所以,这机器局里的铸船机器断不能售于唐子然!若是售予其,不定这利全让他给谋走了!”
张士珩所指是两年前,朝廷为维持制钱之制,决定用机器铸造制钱,因而令李鸿章全套购进英国伯明翰工厂制造机器,于天津机器局先行铸造,可在铸造期间,却发现用机器铸造亏损严重,成本远高过土法制钱,由此这机器局内的设备一直闲置。
甚至于席间唐浩然之所以会提及铜元一事,便是因其开口索要那设价值十二万三千两的设备,虽说在席间李鸿章对铜元之利大为心动,可却依然以四万两低价许给了唐浩然。
“士珩,你不懂!”
摇摇头,李鸿章放中手中的茶不,真到今日有了唐浩然于席间的一番话,他才算是明白“富国强兵”的道理,不能仅难只盯住军事与实业,必须要睁大眼睛盯住财钱,办了这么多年洋务,始终苦于银钱不足,不正是因为没盯住财钱吗?
与朝廷办洋务不同,唐浩然一上来所盯着的便是钱,按他的说法是朝鲜新政先推行新“钱法”,以铜元代制钱,并推行银元,建立银行以为融资、发行纸币官帖,再以制铜元之利,创办实业、操练新军。
按他的说法是“欲掌控朝鲜,须先掌控其经济”,而这铜元也好、银元也罢,最终都是为“朝鲜银行”掌握其经济铺垫,有了数百万钱利,自然可谋以新政,并操练新军。
“国朝办事,敢为人先者,并不见得能够成事,国朝行以制钱数千年,焉是一时能废?直隶近畿要地,若无成例于先,此事又岂能擅行?”
有些事情,李鸿章想办却不能办,便如那禁烟之策,有了湖北的先例,现在两江、闽浙以及两广那边都欲行“禁烟”,于此事朝中尚存争执,更何况是涉及银钱之制的国体要事。
“大人所言极是,铜元之事涉及国朝钱制,不能不慎,且先让其于朝鲜办行,若朝鲜事成,大人自可以北洋之名义上奉朝廷,着此事于直隶推行!”
倒是张佩纶更了解李鸿章的心思,在宫中其之所以将唐浩然荐往朝鲜,除去挖翁常熟的墙角外,未尝没有招揽的心思,毕竟朝鲜总归还是由北洋署理。若是他日朝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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