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最好方法，我国应该收费上路，只有实行收费，才能解决堵车，以达到社会的择优分配。从现实逻辑上看，邱与可的解决方案是荒唐的，因为全世界十四万公里的收费公路，有十万公里在我国，收得不能说是少，可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，不收费却还不堵车。很显然，堵车与收费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，如果一定要联系，应该得出收费过多导致堵车的结论。”
“我们不讨论堵车的原因，只分析根据邱与可的理论能不能导出邱与可的收费结果。要解决堵车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，是规定驾车违法就一把火将车辆付之一炬，显然这个方法并不可取，解决堵车问题不是最终追求的目的，是要寻找合理的途径达到最佳平衡。邱与可是通过价格增加成本的方式，拟制车辆消费和减少车辆出行，根据他的择优分配的原理，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，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，显然会选择成本低的方式，减少对汽车的消费，路自然就通了，同样的，按照择优分配所说的继续延伸，由于个体的利己行为，会使整体也就是社会得到最大的利益。”
“然而，在这个个案中，社会成本却增加了，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车辆使用者，成本都将明显上涨。由于减少了汽车消费，汽车生产企业以及与汽车消费相关的企业利益均将受损，受损的利益也是社会成本，而因为堵车造成的损失，只不过是简单地转移到其他行业。如果有量的分析，转移后社会所承担的成本相信超过了堵车的损失，根本得不出邱与可的最大利益的理论结论。也就是说，邱与可的理论与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推论是相悖的。”
“邱与可给堵车开的药方，是典型的本末倒置，就如庸医治疗驼背，两块木板一夹，压上巨石，背直了，可人死了。还有，车辆上路收费的法律依据何在，政府本应提供公众服务，在收了养路费后，凭什么还要收取上路费，公义和公理，从来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顾虑的。坦率地讲，邱与可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，以及缺乏逻辑思维能力，使他顶着一个硕大的经济学家的帽子，显得异常滑稽。”
“邱与可的思维模式，是有违经济学家的理性的，经济学家的理性在于，采集真实的数据考察经济现象，运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理论，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，但邱与可做不到。一个学术团体要得到公众的尊重，它得有可尊重之处，一个老人要得到尊重，也一定是有可尊重之处。一个老人，利用自己的身份，用胡说八道力图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，他必定遭到公众的唾弃，一个学术团体助纣为虐，下场只会更坏。”
“我个人感觉，这几年媒体正逐渐将邱与可往二傻子的方向驱赶，采访中特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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