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左丞李谦、尚书右丞伯颜、尚书左丞叶李及参知政事桑哥等人组成的执政班子,从中也可以看出汉化派占据了大半个朝堂,过去的理财派桑哥只是个打酱油的,已经被边缘化了。但鉴于蒙古的制度,以宗王为首的守旧派们的潜在实力仍然不容小觑。
真金聪明干练,但是在赵昺看来其却是被大儒们给教坏了,信奉儒家治国之道,成功的洗脑成一个‘汉人’。其为了显示他的崇儒重道,在言行上尽量符合儒家道德规范。东宫的香殿建成,建筑师请凿石为池,如曲水流觞故事,真金不同意,他说古有肉林酒池,我怎么能效法商纣王呢?每当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,真金即与他们讨论治国修身之道。
这使得真金与其父忽必烈对儒治的看法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。忽必烈作为一名蒙古政治家,注重的是实用,他使用儒臣有限度,即在儒臣的主张符合其政策时才使用之,一旦儒臣对现行政策(例如理财)无用时,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之。而真金自幼受到儒学教育,他相信要治理国家,非儒治不可,主张轻徭薄赋,藏富于民。
过去有忽必烈,真金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,当他继位后便重用汉臣,推行以儒治国,从而赢得汉化派的支持。但其却背离了现实,自忽必烈继位以来,由于连年用兵及大规模封赐亲王投下,中国北方经历战乱,百姓贫困,财政紧张一直是困扰其政权的一个重要问题。尤其是在失去江南这个最为重要的财赋之地后,依然坚持推行儒制,这种方式是与现实财务状况相背离的。
蒙古人从前是劫掠型经济,每当缺钱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抢,因此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解决财政困乏的手段,可当下真金的政策大转弯,不仅无法通过持续的战争掠夺获得财富,又要减租减税,使得蒙古贵族们难以维持奢侈的生活,而税赋的减少也意味着朝廷无法拿出钱粮补贴给西北的宗王们,必然会遭至他们的反对。
赵昺放出大话使伯颜追加投资修建城池,他估计即便不需要朝廷拨款,也会耗尽两淮地区的赋税。而在失去江南后,两淮已经成为元廷最重要的赋税来源,伯颜将本该给朝廷的钱修了一堆城墙,同样会引发不满,不仅得罪了守旧派,连汉臣们也会对其不满,毕竟在他们眼中伯颜同样是‘蛮夷’,尽管其已经进化了。
改造临安城已经列入赵昺的工作计划,是为了改进民生,减少、防止疫病的爆发。但在外人看却并非如此,他们以为自己释放的信号是将在杭州安定下来,并不想在迁都,过度解读一下也就可以理解为他要与元廷划江而治,根本没有,起码暂时没有北伐的计划。蒙古人那时会怎么想?估计用膝盖都能得出伯颜无能的结论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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