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。
“朕对这些也有耳闻,本想缓一缓再行事,可如今看不动已经不行了。可朕就不明白为何这些奸邪之辈为何能登堂入室,出入庙堂?”赵昺半是愤懑,半是无奈地道。
带‘病’提拔可以说是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出现过,在现代也是屡见报端,难以杜绝,而赵昺也知道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,提拔新人不仅是朝廷必须之举,且是必然之势。然而上级官员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愿意提拔重用“带病”之官,其中又有何玄妙呢?他一直搞不清楚统治者们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是为什么!
“陛下所言不虚,一些奸佞之徒得以登上庙堂之事屡见不鲜,其中却是原因各异,不一而足……”邓光荐见陛下请教,便又自觉的行使自己的解惑之责……
邓光荐唾沫星子乱飞,言语时急时缓,还不时引经据典的说开了,赵昺现这邓光荐真不愧是学者型官员,虽然被朝上之事弄得焦头烂额,气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,可分析起缘由来却头头是道,说得还真是那么回事。其说的很多,他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:
一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将“带病”官员提拔到高位。还拿蔡京为例。徽宗崇宁元年,宰相曾布为了得到绝对控制权,与另一位宰相韩忠彦闹得不可开交。韩忠彦想到了贬在定州当知州的蔡京“有手段”,且和曾布有过大仇,便把他调回翰林院担任承旨,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。
此时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们的弹劾,恶行昭彰,没人不知道他是个“病得不轻”的坏人,韩忠彦这一招可谓引狼入室。结果没过几个月,曾布和韩忠彦两败俱伤,蔡京坐收渔翁之利,很快拿掉韩忠彦取而代之,这正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,给了权臣提拔“带病”官员以可乘之机。如果帝王本身并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,又贪图享乐,权臣很容易乘机弄权架空帝王,形成事实上的“大总管”。宋徽宗荒淫无度不恤国事几乎无人不知,这样的帝王在位,形成奸臣当道的格局几乎是必然。
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园林,于是极力促成“花石纲”和艮岳的修建,并置应奉局于苏州。为了迎合其的癖好,他屡屡动用国库银两,每次都是几十、几百万地支取。而这些银两,大都进了蔡京自己的腰包。艮岳建成后,主持花石纲的苏州人朱勔“擢至防御使,东南部刺史、郡守多出其门”,也就是说朱勔升职后,又提拔亲信担任东南地区的刺史、郡守等地方官。与其说朱勔是被蔡京“带病提拔”的赃官,毋宁说是与蔡京狼狈为奸共同作恶。
三是同恶相济。欧阳修在《朋党论》里说:“小人所好者,禄利也;所贪者,财货也。……君子则不然,所守者道义,所行者忠信,所惜者名节。”在欧阳修看来,人有两类,一类是以利天下为己任的君子,一类是以满足私欲为目的的小人。小人得势后彼此“党引以为朋”,构建成一个个贪腐山头和利益团体,使整个官场流氓化、黑帮化。在这样的官场中,“带病提拔”就成了常态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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