悬没背过气去,好一会儿才问道。
“哼,此人身为士人,必知忠孝不能两全,其母有病便弃职回乡,号称以尽孝道。而文相母女先后病亡,又可曾想过去国守孝?他也有脸劝文相死节;二者其身为文相部属,不思如何营救,不想文相在敌军中可曾受尽折磨,不希望为救国立功勋无数的文相多活些时日,却以其文劝主早死,其心可诛,其人可杀!”赵昺拍案怒道。
“陛下差矣,王生即便如此也只是小节有失,此文却意在劝说文相守节,此乃是大义之举!”6秀夫听了皱皱眉辩道,可也觉得自己所言似乎很难说服陛下。
“哈哈,大义之举,他也配谈大义。若是其心中有大义,便应承文相之志召集兵勇抗击鞑子,而不是卖弄口舌,炫耀文笔,这只能说其意不纯,不过是想以天下人言逼死文相,借文相之死彰显自己虚情。如其心中若有大义,此国破家亡之际,君王蒙难之时他为何不死,还要苟活于蒙古人铁蹄之下。那些随之鼓噪之人的心恐怕担心的是也文相不肯按照其所想,是否敢于牺牲自己担忧不已吧?其实他们也不过是群胆小鬼,自己不敢死却一心想让别人死,都是些什么东西!”赵昺笑中带讽地说道。
作为有着现代人思想的赵昺对这些人的想法实在不敢苟同,他知道有些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,那就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,与被玷辱的女子,都希望能够以死守节。他们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,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,如果不能迅被杀,则最好及时自杀,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贞节,反正是“期待”他们死掉。
投降或屈服,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,如果被放回来,那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,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。当然,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,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,他们“安全”地道德观望和审判,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,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。然而,王炎午的祭文,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、壮烈下,同样掩盖不住对基本生命关怀的冷漠。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,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,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。
道德价值的实现,特别是需要生命的损害和牺牲,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。所以,王炎午劝死文,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,它的出现,并非什么文化荣耀,反是一种文化悲哀。文天祥的生死,需要他自己的抉择,他的生命权只能由其自己支配;其他人,无论用多少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,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。而赵昺同样以为自己的生死同样要掌握在自己手里,却不是眼前这位一身‘凛然正气’真的会在失败之时背着自己蹈海的6秀夫……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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