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功居多,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。学问不本于德性,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,故学必以德性为本,庶几得之。”据此可见其对朱陆分歧的基本看法。当学者执经问难时,吴澄往往先令其主一持敬,以“尊德性”,然后令其读书穷理,以“道问学”,其意图在于使学者先反之于心,而后求之五经。
其于“天道”“理气”,认为“理”在“气”中,原本不离,“理”是“气”的主宰。而又以为为学之要在于“心”,主张反之吾心,体仁之本,敬为要;用仁之用,孝为首。孩提之童无不爱亲,此“良心发见”之最先者,苟能充之四海皆准。
吴澄在景炎十一年受友人之邀到达燕京,与一班蒙元名士频繁交往,彼此谈经论学,相互切磋。彼时程钜夫觉得人才难得,实在不忍心遗弃贤能之士。于是竟违背自己的诺言,特别把吴澄向忽必烈作了推荐。
吴澄很快知道了此事,仍以母亲年迈体衰为由,极力推辞。随后收拾行李,决定独自南归。朝中公卿大夫素闻吴澄之贤,纷纷出面挽留,但吴澄执意离京。但因为当时忽必烈驾崩,朝局动荡,我朝发起收复江南之役,因而被迫滞留于燕京,却为接受伪职……
陈识时和马端临见陛下一直静听张颂所言,并未打断,哪里还不明白皇帝对于朱理之学在蒙元方面产生的‘变异’有了想法,心里已然对于蒙元儒士的看法有所改变。而他们作为皇帝身边近臣当然也清楚其因理学的盛行,与当前推行的新政理念有驳,进而对秉承主理之学的儒士进行打压,转而提倡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。
而对于蒙元儒士皇帝一是出于政治上考虑,因为他们曾为异族统治者女真和蒙古服务,所以极为不信任;二是蒙元儒士转而崇尚朱理之学,也会导致收复中原后的政策推行形成阻碍,更担心南北儒士合流抵制新政,不利于以后的统治。
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担心,陈识时等近臣是明白皇帝欲在利用战乱之际对蒙元儒林进行清洗,但也许担心‘灭儒之举’会遭到江南儒士的抵制,并没有明旨实施。可在收复河南和山东的战事中,许多蒙元汉侯被灭门,依附于他们的儒士也同时被杀或失踪,其中蹊跷外人可能不得而知,而他们却是能够感觉到一二的。
陈识时等人虽说是皇帝近臣,可也毕竟是万千儒士中的一员,而千年来儒林虽皆奉孔孟为圣,但各种学派之间的争夺并没有停止过。不过他们以为不能因为国家间的战争,而‘纵容’皇帝对北地儒士进行屠戮,有责任对皇帝进行劝谏。
所以在发现皇帝心有所动的时候,也赶紧顺着张颂所言展开劝说,大谈元朝儒学虽是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内容而又有所发展,但在发展的同时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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