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崔彧点头道。
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,周代实行“井田制”,八家为一井,八八六十四井为一甸,每甸五百余家,是一个徭役单位,其服役人数按土地好坏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,朝廷设有司徒,专门负责依据每家每户的土地好坏来定出役多少。
政府还设有族师,负责查验民众多少来定每个人服役的先后顺序;设有乡大夫,负责辨别老百姓的老幼,以确定每个人需不需要服役。这些专门官职的设立,也表明周代的徭役要重于前代,想受到后世推崇,不过是在形成制度后相对各自所处时期而言要轻而已。
“楚国大夫伍举主张轻徭薄赋,楚灵王造章华台高十丈,基广十五丈,曲栏拾级而上,中途得休息三次才能到达顶点,故又称三休台。完工后,楚灵王与大夫伍举一起登台曰:‘高台很美吧?’其言‘夫君国,将民之与处,民实瘠矣,君安得肥?’斗且也言‘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,聚马不害民之财用。’足见战国时期百姓被压榨的情况之重,儒家才提出薄其税敛。”李思衍又道。
“始皇统一全国后,对外不断征战,对内大兴土木,营建阿房宫,动用七十万人;骊山修始皇陵,动用七十万人;北筑长城,动用五十万人;屯戍岭南动用五十万人;北防匈奴三十万人。仅这几项征调就已动用劳力近三百万人,使得民力耗尽,冻饿而死者陈于途中!”不忽木也言道。
其他两人听了也黯然点点头,同先秦相比,秦代田租、口赋、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,出现了“男子力耕不足粮饷,女子纺绩不足衣服;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,犹未足以澹其欲”的严重局面,到秦二世时,“赋敛无度”,“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”,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。
“秦朝灭亡之后,西汉建国之初,以清净无为治天下,希望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。在财政上主张上求薄而民用给。自高祖确立始,直到景帝时,依然继续执行无为而治,轻徭薄赋之策。不过,汉朝的轻徭薄赋也只是相对于秦朝的横征暴敛而言,汉朝税赋田租为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,确是不高。但增加了赋的种类,人头费、更赋、献费、户赋,盐铁等皆需缴纳。”崔彧言道。
他的一番话,让众人皆点头,可见尽管汉朝标榜轻徭薄税,实际田租在全部赋税中其实只占小部分。也就是说,老百姓虽然可以少交田租,但是自身的负担依然相当沉重,只是相对秦朝来说稍微好一些而已。
所以当下崔彧心中同样明了,后世历朝的统治者亦都标榜自己“轻徭薄赋”,但历朝轻徭薄赋政策实行的时间都不长。一个新王朝在建立之初,开国之君由于亲眼见到横征暴敛导致人民起义和前朝的灭亡,因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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