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学生地位较高的原因之一。
也正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位学生突然一天飞上了高枝,成了新贵。自己当然也犯不着去得罪那些潜力股,而敬着养着,却说不定还会成为自己的助力。在此种观念下,却让太学生也洋洋自得,有了指点江山,评论朝政的欲望,从而敢于投身政治活动。
不过赵昺以为北宋时期,太学生尽管参政热情很高,敢于针对时弊上书,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,毕竟这一阶段是以官学为主。而皇帝对于学乱的忍让除了出于祖宗之法的考虑外,也是为了对其加以利用,使之成为制衡朝中重臣、维持自身统治的工具。
不过在靖康年女真渡过黄河,攻陷汴京,掳走二帝后,形势发生了逆转。高宗皇帝在金兵的进逼下,南渡建康,又由建康逃至扬州。建炎三年再由扬州逃至镇江,然后经苏州,逃至杭州。接着至明州,到昌国下海,才躲过金兵的追击,最后避难于杭州,绍兴八年正式建都于此。
前后经历了多年之久的逃亡生活,高宗皇帝自然顾不上什么百年大计的兴学设教了。直到绍兴十二年,才将临安府学增修为太学,第二年又增建国子学,增收太学生。州县学也相继恢复和重建,但是太学和州县学多有名无实。
赵昺以为在这个时候,高宗皇帝对于兴办官学的态度并不积极,而导致其思想的转变既有现实的问题,也有政治上的考量。
北宋兴学运动,提高了官学的社会地位,官学学生论陈时政,已成风气,尤其是太学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。至南宋时,太学生伏阙上书,干预朝政的声势更强烈,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,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,使他感到与其发展官学,不如鼓励读书士子在深山寂林创设书院闭门读书、潜心修养更为可靠,至少可以减少许多麻烦。
另一方面还有经济上的考虑。北宋兴办官学,上自太学,下至州府县学,一切费用概由官府负担,需要大批经费,而国家经济实力又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校。南宋时,国家财政更为困难,尽管高宗曾宣称:“朕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”,究竟不免因实际困难而发生动摇,以“军食未暇,国家削弱”为由缓议恢复官学。
此外在民间,许多名士大儒也认为官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国家“建国君民”、“化民成俗”的需要,读书士子也深感在官学难以学到“德行道艺之实”,也对官学失去了兴趣,多自寻名师,求学问道。而有识之士在激烈抨击官学教育弊端的同时,转而积极从事私人讲学活动。
基于此,从政治上高宗皇帝总结北宋发展官学,而忽视书院,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的教训中,深感支持书院的发展是有利的。朝廷也感到官学教育极不景气,经费困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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