领,以免引起新的动荡。所以他建议以第八军都虞侯谢明权领军政事务,一者其对军中情况熟悉,在各级军事将领中有很高的威望;二者其在陛下入琼之初就衷心归附,这么多年来也是忠心侍君,值得信任;三者其在琼州曾组织义兵抗元,有领军职能,只需另遣一员精通军事的将领为辅即可。
赵昺对于王应麟的建议觉得其提的十分中肯,也有利于第八军的稳定,但是他还是有些犹豫。而他担心的并非谢明的能力,而是担心其不肯就任,毕竟当下文武之间泾渭分明,文官是不愿意转资为武将的……
唐宋以来,随着国家军队规模扩大以及官僚文武分化日渐加深,军队的基层组织情况却越来越糟糕。这背后隐含的原因,并不仅仅是军队职业化,以及监督缺失所导致的腐败化问题,还与基层社会的资源动员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僚制度息息相关。
两汉之时,中央政府为了动员更多基层社会的资源,以察举、赀选以及“三老”等制度,将大量地方豪族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之中,造成了整个行政体系的士族化倾向。整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偏向于士族,最终促使九品中正制以及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生。
隋朝之后,中央政府大刀阔斧地以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,但却使得中央政府与基层社会失去了士族、豪族这一直接联系,难以有效地动员基层社会的资源,而这一点恰恰是贯穿唐宋大变革的主线之一。具体在军事制度上,中唐以后,随着地方社会资源的整合失败,府兵制度再也难以维持,中央政府及地方藩镇被迫组织起职业军队,如中央的神策军、地方藩镇的牙兵皆属此列。
但职业军从本质上,与府兵及乡兵是完全不同的。汉代的征兵制与府兵制一般,都是以动员地方豪强为基础,来间接动员地方军事资源的。汉代的这些乡兵虽不是豪强的私家军,但本身属于地方上的自组织武装自卫团体,而从中协调、组织的便是这些地方豪强。
由于乡里、宗族规矩所给予的约束,这些地方上的自卫武装往往会听从地方豪强的指挥,而且自给自足。但在唐代府兵制崩溃之际,这些新建立的职业军队伍,却不会受到乡里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约束,同时地方财政也难以支付赡养大量职业军所需的军费。
正是因为职业军制度的这一特征,导致了北方的中原、河朔藩镇频繁反抗节帅;而在中和动乱潮以后,中央政府无力再给予这些藩镇财政补贴之时,这些藩镇就纷纷独立,与唐廷划清界限。职业军固然意味着更加集中的训练,但他们与指挥官之间的联系却更加薄弱。
军队能否良好发挥战斗力,更加依赖于平日的训练以及指挥官的指挥艺术。而且在宋代以后职业军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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