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因为人有趋利的本能,于是便需要有法制来限制和监控官僚们行政过程中的行为。
适者生存这是常理。儒士们在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动乱后,也意识到必须要顺应历史的发展,才有了对儒学的重新阐述,并对其它教派的理论进行了融合。而他们在宋初也并不否认司马谈在《六家要旨》提出的“天下一致而百虑,同归而殊途”的观点,认识到儒法两家在社会治理上各自的视角不同,服务的对象则是相同的,它们之间在观念上有差异,各自的侧重点不同,但殊途同归。
赵昺以为这是对的。儒法二家只是视角不同,观念上有差异,但目标是一致的,从结果上看也是相辅相承。从统治者的角度讲,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。乱世的时候,为了治乱,故要有重典,偏重于法家的思想和法术。在治世,则偏重于儒家,比较强调人的道德修养。这一切都因时因地而异,走极端只是一时的需要,过去了又会返正。
而儒士们忘了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同样深谙此道,官大了,权重了,往往指挥不动了,它自成体系,而且可以一手遮天,在上者情况不明,何以制之。而君王在一个人无法对付那么多在位权重的大人物,那他的做法就支持小人物起来造反,让小人物作撬棒,以观大人物的动向。
如果大人物收敛听话了,便到此为止;如果不听话,那就放手让小人物去作梗,打压大人物的威风,而小人物有君王的支持,也有恃无恐,自能领悟君王的意图,尽心尽力,君王则能利用这种关系,谋求权力结构的平衡;如果小人物出了问题,或者当局面临难以收拾的局面时,那对小人物可以弃之若敝屣,或作为替罪羊,那也无碍大局。为君者之所以使用小人物亦出于无奈,只因大人物不听号令和指挥而已,而小人物则宁可肝脑涂地,为君主所用,则也为以小制大提供了可能。
赵昺这些年做的可以说也是想以此制约士人权力的过度膨胀,并试图对儒学进行改造。但是这何其难也,自己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才培养出了自己的班底,并渐渐的占据了上风,可也只是他能够将自己的诏令贯彻下去。而对儒学思想的改进却几无寸进,当然除了当前的儒学观点影响太深以外。本身自己的学问也太差,难以推出新的思想体系,而照搬现代思想那就是他自己作死了。
所以目前赵昺只能是缓缓图之,以免造成更大的混乱,而他也发现尽管人治饱受诟病,但在法治难以推行的情况下,也意识到若是能够把现有人员充分调动起来,统治集团能够理性地运用权力,也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治理水平。而人治重要的是以德化民,以德治国,转来转去又回到孔子说的‘其身正,不令而行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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