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”是基于儒家内核文化而产生的道德规范,它要求社会成员理智地压抑个人的欲望和本能,服从社会群体谐调发展的需要,以“仁”的理性去消融任何个性要求,将国家及君主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。经过长期历史沉淀,它已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,深深地扎根于整个文化教育之中。
赵昺以为错就在双方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宋之历代君主礼遇士大夫,给以超过前代的优厚俸禄,最终形成一个只追求集团利益的官僚政治体制,培养出一种缺少进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,官僚士绅体系膨胀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。最后的结果,就是儒家发展成儒教,满口仁义道德,一心男盗女娼。
而自儒家发展为儒教,等级尊卑秩序得到了空前的强化,士农工商,士的等级最高,与皇权共治天下,宋朝大臣文彦博曾说:“为与士大夫治天下,非与百姓治天下.”,至此宋朝的士大夫彻底抛弃了为百姓立心立命的职责,与百姓站在了对立面。
正所谓万般皆下品、唯有读书高,除了读书考取功名、入官为士之外,军人、工匠、奴仆、娼妓之流自然皆是地位低贱。在此种严格的等级尊卑的秩序下,军人、百姓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,民族内部出现了难以愈合的阶级裂痕,等级压迫让汉民族不再是一个无坚不摧的整体,而是各个阶级互相敌对、仇视的散沙化个体。
圣人也说过“君以国士待我,我当以国士报之!君以路人待我,我以路人报之!君以草芥待我,我当以仇寇报之”,当一种制度让精英阶层把普通民众当作奴隶而没有丝毫怜悯的时候,当一个朝廷从来没把黎民百姓当人看待过的时候,结果便是‘国不知有民,民焉知有国’……
赵昺觉得自己在待下去已无意义,不待酒宴开始便离开了青林寺,见他不悦,闭着眼在车上打盹,马端临等人也不敢言语,马车就在一片沉默中驶向城中。
“自己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?”赵昺在摇摇晃晃的车中假寐,但脑子却没有闲着,依然在思考着前边的问题,他明白一个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,一个大国的败落、一个大民族的衰亡必然是内因起着主导作用,唯有静下心来认真的反思自我,总结经验教训,以史为鉴,痛改前非,方可避免我们民族再次沉沦,亡国固然可怕,但是比亡国更可怕的是一次次重蹈覆辙,而他也不想重蹈覆辙。
大宋自太祖立国至今已经二百余年,曾两次面临亡国之危。赵昺以为在宋室南渡之时本就可以重新布局,开拓一个新的政治空间,但士大夫官僚依然遵循北宋纳币和辽的集体法则,在钳制武人的信条中苟安一时,绍兴十一年的岳飞之死,不仅象征着一个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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