结束，蒋介石便向宋美龄提出人教之事。于是，在宋美龄的安排下，1930年10月23日夫妇二人携手回到上海。然后在宋家老宅，由美籍传教士江长川牧师主持仪式，为蒋介石洗礼人教。

　　当时蒋介石人教，并不仅仅是信仰问题，另外还有一个政治问题。明眼人一看便知，那是为结好宋家以及欧美各国。因宋家与美国交情甚笃，眼下日本靠不住，靠近美国就必须亲近宋家，这是其一；其二，此前蒋介石与宋子文在抗日问题上已有不同政见，致使二人关系有些紧张，人教也为缓解这种矛盾；其二，宋美龄的大姐宋蔼龄和其姐夫孔祥熙当年是其红娘，人教更能取得他们政治上的信任和支持，以便为蒋荣登“总统”宝座更加奔走卖命。正因有这三条，蒋介石才铁下了皈依之心。

　　蒋介石入教后，常向下属炫耀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大讲基督的“博爱仁义”以及西方信教的文明史。而实际上是为他这个“上海十里洋行”出身的投机者搽油抹粉，正名镶金，以为来日其荣登“总统”宝座创造条件。

　　在这个渡人耳目的幌子下，当时蒋介石的权力欲极度膨胀。比如他提出早日召开“国民会议”，制定训政时期的“约法”，这实际就是他想登上所谓“总统”宝座的第一步。因此早在1930年，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便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蒋氏实欲于国民会议提出总统，然不敢明言……拟收买云贵及长江以南之各省猪仔代表，于开国民会议时临时提出修改约法，加入总统。”

　　而胡汉民这位在国民党中有资格的要员、当时的立法院院长，也与孙科看法略同。对于蒋介石欲谋总统之企图，当时他亦竭力抵制。同时蒋氏的独裁，更早使胡汉民不满。蒋、胡之争可说由来已久。

　　一次胡汉民公开发牢骚说：

　　“有一次，在中央党部会议，议决了什么案。这案议决了，陈立夫说，还得问问介石的意思。这时蒋介石在前方。我听见立夫这么说，先站起身说话……大家也忍不住了，慨然说：‘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作准，又何必提出来？’有一次，我在中央党部告诉陈立夫说：‘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，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。’既简捷，又经济，这样一实行，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，大概也不无小补！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，我不得而知。但陈立夫、陈果夫等人，对任何事件总说：‘介石不知意思如何……’难道在政府党部之外，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，总持一切吗？”

　　当年胡汉民力主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，目的就是要遏制和反对蒋介石权位欲的无限膨胀。

　　但不久有人就把胡汉民上述的一番话传给了“剿共”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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