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中提到自我防卫。“精神障碍者无论是否有暴力倾向,都是我们想要帮助的对象”,露凯玛对我说,“但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。我们要得到相当的支持,必须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,一定要想办法。我们得说,这是为了不让他们或选民身边随时可能出现凶残的犯罪事件。我们不能只是说,这可以发扬和彰显人道主义精神。”经济方面的论点相对较少提到,让人们脱离救济,投入社会工作中,这种看法对国会来说还是太模糊了——虽然麻省理工学院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,重度忧郁症者的工作能力会大幅下降,但开始药物治疗后,就会回到一般水准。另外两项研究显示,处理精神障碍患者的问题,在财务上获益最多的方法,就是帮他们找到工作。
艰难的政策改革
最近与忧郁症有关的研究开始对立法者,甚至是对健康保险机构,产生重大影响。如果得了忧郁症而不治疗,会让你更容易得传染病、癌症和心脏病,那么忽略它就会付出昂贵的代价。已经可以证明的是,忧郁症未得治疗所需的代价愈高,那么投入这种病症的经费就会愈多。前华盛顿特区市长候选人约翰·威尔逊曾自杀过,有一次他提到:“我相信死于忧郁症的人比死于艾滋病、心脏疾病、高血压等其他病症的人还多,因为我相信忧郁症会招来所有这些疾病。”
争论一直集中在保险对参保的社会各阶层是否平等,却没有人讨论未参加保险的忧郁症患者。“医疗照顾计划”和“低收入户医疗补助”依不同的情况提供不同等级的援助,但都不提供向外延伸的援助,大多数贫困的忧郁病患无法自己寻求协助。我看来,为贫困忧郁症者提供医疗势在必行,于是我到国会山庄分享我在前几年的经验。我以一个临时行动者加上记者的奇特身分到那里,我想知道他们目前已经做了哪些事情,还想说服美国政府进一步改善,这对国家和那些曾以自己的故事令我深深感动的人都有帮助。我想提供我作为局内人的经验以供参考。雷德议员十分了解这种情况:“几年前,我打扮成流浪汉的潦倒模样,戴着棒球帽,穿着破旧的乞丐装,在拉斯维加斯的游民收容所待了一天一夜,隔日又到雷诺城做同样的事。无论你写多少关于百忧解和所有可治愈忧郁症的神奇药物的文章,对游民都没有什么帮助。”雷德在贫穷家庭中长大,父亲死于自杀。“我后来意识到,只要有个人愿意和父亲说话,再加上药物治疗,他可能就不会自杀。但我们目前没有这类的立法。”
我和参与《心理卫生平等法》提案的多明尼西议员会面时,提供了几项我已查证过的故事和统计数字,然后阐述证据十足的趋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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