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忧郁症的政治权利也要在过度简化之后才得以实现。“忧郁症是种化学不平衡,就像肾脏和肝脏一样,”福林说。事实上,这么做有两种目的:期望得到治疗和期望得到保护。“我们已制定出五年计划,以终结差别待遇,我们要让人们了解,这种病就是大脑失调而没有其他的问题。”但问题是,之所以要这么做,是因为忧郁症除了是大脑失调,也包括其他的问题。罗伯·布尔斯廷是躁郁症患者,也是全美国最著名的精神障碍者。他现在已成为精神障碍议题的发言人。“有些参加这场‘运动’的人,”他说:“听到‘发疯’这个字被错误使用,真的会发疯。”
健康保险机构(最近美国十分流行的管理式保险制度,保费低廉,并与医疗机构签约,提供受保者医疗服务——译者注)并非忧郁症病患的新福音。席维亚·辛普森是约翰·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,时常要在工作时面对健康保险机构,由此遭遇了不少荒谬的事情。“我得花愈来愈多的时间打电话与管理公司的代表沟通,努力证明病人住院是有道理的。当病人的病情还非常严重的时候,若是他们还没有严重的自杀行为,管理公司就要我让他们出院。我说他们应该再住一阵子,管理公司只回答:‘我不同意。’我叫病人家属去打电话、找律师、抗争。病人自己当然没力气做这些事情。我们觉得要让病人呆到可以转去其他地方为止。所以家属就收到了账单,如果他们付不出来,我们就注销账单。我们这样很难撑下去,而且渔翁得利的是保险公司。”
缺乏经费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医院不太可能自行吸收病人的欠款,忧郁症病患也没有力量为自己向保险公司争取权利。“我们听过一堆这样的例子,”福林证实了以上说法:“病情尚不足以出院的病人,因健康保险机构的命令而被迫出院,后来自杀了。他们的死是这种保险造成的。”“如果你拿枪顶着自己脑袋,”吉茵·米兰达说:“你就可能得到赔付。放下枪,又没人理你了。”
得忧郁症是花钱如流水的恐怖经验。第一次崩溃耗掉我和保险公司五个月的工作时间;看精神科医师花了四千美元;谈话治疗花了一万美元;买药花了三千五百美元。我自己当然是省了很多钱,我不打电话、不上餐厅、不买也不穿新衣服,住在父亲家里甚至连电费都省了。但经济仍然很难维持。“假设保险公司付给你一半全年看精神科医师的费用,”罗伯·布尔斯汀说:“加上一千美元给你付掉药费的百分之八十。这是相当好的保险了。谁负担得起这种保险呢?当我第二次获准入院时,保险公司说我的保险赔付已经用到上限了,我弟弟必须用他的信用卡缴付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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