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神里,我们不需治疗这样的疾病——归咎于自己的疾病或因为人格缺陷而得的疾病,但是保险公司至少还会提供肝硬化和肺癌的保险。一般大众总认为去看精神科医师是一种自我放纵的行为,它更接近于去找美容师,而不是去看癌症医生。把情感性障碍视为医学疾病,等于驳斥了这种愚蠢的看法,不要把忧郁症的责任推给患者自己,才更能够证明治疗是“师出有名”。第二项影响认知的因素是过度简化(说来奇怪,二千五百多年来我们对忧郁症一直认识不清),其中最严重的过度简化是,普遍认为忧郁症是血清素太低的结果,就像糖尿病是胰岛素太低所致——医药产业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助长了这种想法。第三项因素是脑部影像。如果你把忧郁症大脑的图像(以颜色标明新陈代谢率)和正常大脑的图像(同样的上色法)放在一起比较,结果十分吓人:忧郁的人,大脑是灰色的;快乐的人,大脑则色彩缤纷。这改变了观者心情上和科学上的看法,虽然非常不自然(颜色是造影技术做出来的,而不是大脑真的有深浅浓淡的色彩),但这种胜过千言万语的图片可说服人立即接受治疗。第四项因素是政治影响力太薄弱。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琳恩·里弗斯说:“忧郁的人讲话声音不够大。”对特定疾病的关照,通常是国会游说团体为提高人们对这类疾病的注意而努力的结果:艾滋病得到高度重视,就是感染此疾病或高危险族群强力运作的成果。不幸的是,忧郁症者常会觉得日常生活就已经够烦了,因此他们无暇或无力成为游说者。此外,许多忧郁症者就算在状况较好的时候,也不太想多谈:忧郁症是可耻的秘密,你想进行游说就一定要揭露出这个丢人的秘密。“若有人找民意代表反应特定疾病的严重性,会对我们造成强大的影响力,”伊利诺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·波特是“劳工、健康与人道服务预算审查委员会”的主席,主持国会中对精神障碍预算的审查案,他说:“受到民众口述患病经验的影响,我会努力地将修正案带上议事席,让特定疾病得到专用的特别预算。国会议员多半会这么做——但是很少为精神障碍说话。”不过,美国还是有许多精神障碍游说团体在为忧郁症者奋斗,其中最杰出的是全国精神障碍联盟和全国忧郁症与躁郁症协会。
进步的最大阻力可能还是社会上对忧郁症的刻板印象,其他疾病都不像忧郁症一样有这种挥之不去的阻碍,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史蒂文·海曼曾把这种阻碍形容为“公共健康的灾难”。我在写作本书时所访问的人常会要求匿名,不要泄漏他们的身分。我问他们,如果别人知道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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