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成四种。第一种人自杀时没有深思自己的行为,自杀对他们来说,像呼吸一样地急迫和难以克制。这种人最冲动,最可能受特定的外来事件刺激而自杀,他们的自杀是突然发生的。就像随笔作家阿瓦雷斯曾在他精彩的沉思录《天地不仁》中写的,这种人“企图进行驱魔仪式”,驱赶生命中只会愈来愈令人窒息的痛苦。第二种,有一半是渴望有个轻松的死亡,把自杀当成是报复,虽然这是无法挽回的行为。对于这种人,阿瓦雷斯写道:“自杀有个难题:它是只有在灰心丧气全无企图心时,才会付诸实行的一种企图性的行动。”他们朝死亡奔去,但离生存也不是很远,他们想要的不是结束存在,而是使存在消逝。第三种人自杀是因为错误的逻辑,认为忍受不了的问题,只有死才能摆脱。他们考虑各种死法和做计划、做笔记,认真着手研究实际的方法,好像是准备到外太空度假。他们通常会相信,死亡不但可以改善目前状况,还可解除亲人好友的负担(但实际上通常正好相反)。最后一种人有合理的自杀逻辑。这类人——因身体疾病、精神不稳定或人生际遇之故——不想再受生命之苦,认为他们人生所感受的有限快乐不足以弥补无限的折磨。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准也可能不准,但他们不会骗自己,再多的抗郁剂或治疗都不能改变他们的心。
事实上,“理智能使我们成为懦夫,而顾虑能使我们本来辉煌的志向变得黯淡无光。”这正是存在或毁灭的问题所在:理智在这里指的是意识,抗拒毁灭的意图不只是因为怯懦,还包括潜意识中的生存欲望,掌握自我,进行必要的行动。此外,有自我意识的心灵,无法消除自我,要一个懂得内省的生命毁灭自己,是违反天性的。“对于生命的谨慎态度”使我们免于自杀,而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,可能不单是绝望,还短暂地失去自我意识。即使只是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作选择——如果我们确定死后可以了无牵挂,人的精神不过是短暂的化学作用——存在者也无法想象什么是不存在:存在者想象的是“不在”的体验,而非“不在”本身。我思故我在。以我心智健康时的观点来看,死亡的那一头或许有光明、平和、恐怖或虚无,但我们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,因此最好把赌注放在我们存活的世界上头。加缪说:“自杀,是十分严肃的哲学问题。”的确,在二十世纪中期,有一大群法国人毕其一生的精力追寻答案,他们以存在主义之名思考这个只有宗教才能回答的问题。
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,“自杀或许可看成是一个实验,”他写道:“这是一个人类向天地提出的问题,强迫她回答。这个问题是: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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