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试,看看能不能化解三伙人之间的矛盾。为此,他跟吴彦章等人商量,有没有好的办法和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。
“组长,我是觉得没必要管这些烂事儿,可能用不了多久,咱们就离开洛阳城了。”夏鹏飞说。
“要我说管一管也对,这些家伙刚开始还听劝阻,现在都不把咱们的巡逻队放在眼里了。”吴彦章说。
“这些人无非都是为了混一口饭吃,解决了他们的生计,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”秦川说:“许多人都是拖家带口来到洛阳城的,一天不找事情做,一家老小就只能挨饿,可城里哪里会有那么多的事情让外地人来做?”
“秦川说的在理,各部门和民间组织设立的粥棚,包括咱们特务处的粥棚在内,一天只供应两顿稀饭,排队去晚了就得饿一顿。组长要想从根上解决问题,就是帮这些人找到一个饭辙。”宋垣说。
关世杰一脸的苦笑,现在洛阳城里的难民人数,没有四五万也有二三万人口,要想安顿好几万人,让每个人都有工作能吃饱饭,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但任其相互争斗,总有一天会酿成大祸。
难民中的人以农民居多,他们失去家园和赖以生存的土地。流亡到洛阳城里,凭着一身的力气做苦工来维持生计。这部分人当中,也有一些没读过书的文盲青年,也是这几个帮派里的中坚人物。也就是说,如果能把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做通,这些纷争就能降到最低。
关世杰想到几个方法,却又逐一推翻了。
而恰在此时,抗战初期的难民潮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。究其原因是难民在逃亡的过程中,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扫射和轰炸。
仅12月10日,日军第十八师团攻占安徽芜湖,当天就抓捕了两千多难民,将他们驱赶到江边,全部用机枪杀害。
在逃难的过程中,妇女和儿童的遭遇更加悲惨,一些人迫不得已抛弃了幼婴,许多孩子被饿死或是在惊恐中死去。妇女难民还随时可能被追击的日军掳去,惨遭蹂躏,成为日军的发泄兽欲的工具。
这些难民的种种际遇,被国内的各大报纸、广播、杂志长篇累牍地报道出来。在社会舆论的督促下,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了《非常时期救助难民办法大纲》,各地都成立了救济委员会。
洛阳赈济委员会也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,募集资金开始了救助活动。诸如成立了难民收容所、儿童保育院。鼓励公私企业收纳难民就业,并且难民每人每天可领取贰角生活费等一系列的赈济活动,缓解了一些社会压力。
赈济委员会还号召青壮年移民,到四川、陕西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等地,或者到洛阳几百公里外的边远地区垦荒,而且给予路费和生活费。
但洛阳城里的难民,有一些人领到路费和生活费之后,还是留在城里,丝毫没有移民的意思。不仅如此,已经形成势力的三个帮派主要人物,还从每个难民每天的生活费里克扣出五分钱。
当地政府派警察局强制这些人离开,但警察局的警力明显不足,就找到到关世杰他们来求助。
关世杰在待培训的学员里,抽调了二百多人,配合警察局的行动。
从元月10日至15日,在五天的时间里,把江苏帮、山西帮里的人大部分人都劝上了移民的路途,留下极少数在本地找到长期工作,并且能够安分守己的人在城里生活。
这两个帮派的头目,有敲诈勒索行为的,一律被抓入看守所待审。
但等到清理平津帮的时候,出现了意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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